二戰后，海外漢學研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，在北美，多家漢學研究中心成立，既整合了研究力量，又培養了人才。一代又一代的北美漢學家開始在中國研究的舞臺上施展自己的才華，這其中最負盛名的，要屬“漢學三杰”：孔飛力（Philip Kuhn）、魏斐德（Frederic Wakeman）、史景遷（Jonathan Spence）。三位學者均學有所長，對海外漢學研究貢獻頗大，且培養出相當多的學生，堪稱“一代宗師”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有學人認為，“漢學三杰”的名號不過是國內書評界的想象：“漢學三杰純粹是個當代中國外行書評人創造的概念，卻成了普遍流行的概念，比竹林七賢還有名，值得用來寫篇學士論文討論下中國對西方漢學的民間想象。”（陸楊）石偉杰則通過“學術史”回顧，指出這種并稱大約在2004年左右即已出現于大陸，并逐漸成為某種“共識”。顧思齊（即胡文輝）憑借個人印象，給出他自己對“三杰”學術的總結：史景遷以敘事和文筆見長，孔飛力以方法和視角見長，而魏斐德以選題和史料見長。這個說法未必完全準確，但卻說明史景遷“以敘事見長”的學術風格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認可，這個風格成為助力他與另外兩大漢學家并稱的標簽。

史景遷1936年出生于英國倫敦。他的家庭，按照中國人的眼光來看，頗有些“書香門第”的氣息。1920年代后期，他的父親德莫特（Dermot Spence）先后在牛津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任教，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。一戰期間，他的外公在英國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爾的克利夫頓學院教書。他的母親在倫敦上中學，迷上了法國文學。史景遷有兩位兄長，一位是古典學者，一位是化學工程師；他的妹妹是電影制作人，同時也是法語、德語和意大利語的專業譯者。他的妻子金安平也是一位學者，研究方向是中國思想，祖父是歷史學家金毓黼。

在劍橋大學，史景遷最初學習的是英國史，之所以轉向中國史，其實是一個“偶然”。史景遷參加了劍橋大學和耶魯大學的一個交換生項目，到達耶魯后，他才決定研究中國，因為耶魯大學有專門的中國研究機構，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導師芮瑪麗（Mary Wright）。芮瑪麗是費正清（John Fairbank）的學生，以研究“同治中興”聞名，她給史景遷推薦了很多中國研究的名作，例如瞿同祖的《清代地方政府》、張仲禮的《中國紳士》等。碩士畢業后，史景遷在耶魯攻讀博士學位，在此期間，他前往澳大利亞，問學于房兆楹先生。房先生長于史料，他用中國傳統的師徒方式教授史景遷，據說“史景遷”這個中文名就是房氏所取，意為“景仰司馬遷”。在跟隨房氏學習的過程中，史景遷成為最早進入臺北故宮，參閱康熙御批奏折檔案的海外研究者。

從研究時段來看，史景遷更為關注明清以來的歷史，他參與了海外清史研究刊物《清史問題》（Ch''ing-Shih Wen-T''i）的編輯工作，后來該刊英文名改為late imperial China（直譯為“帝制晚期中國”），被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（A&HCI）收錄，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編的《清史研究》，并稱為海內外清史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兩大定期刊物。

從主題上來看，史景遷的作品往往切入點較小，但是關切的卻是大問題。史景遷的第一部著作是他的博士論文《曹寅與康熙》（Ts?ao Yin and the K?ang-hsi Emperor），從小的出發點，來展現康熙時期中國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的風貌，正如該書序言所言：“本書試圖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生活時代的制度相勾連，并給予這些制度同等的重視。所以，對我而言，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，某個時刻的心情感受如何；重要的是，當我們在中國正史里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、織造、巡鹽御史時，這意味著什么。曹寅的所作所為自然要予以關注；但他原來可能做什么同樣重要，或者，更精確地說，律例規定他能做些什么，以及與他同時代的人處在相同的官位時又做了什么。”

也就是說，由曹寅的身份與經歷牽扯出的制度運作，才是史景遷關注的核心，于是在書中，他詳細介紹了內務府以及八旗、包衣，討論了曹家的興起與活動等。1965年，史景遷拿到了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，這篇博士論文獲得了波特論文獎（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），他也因此破格留校任教。

他的另一本書《王氏之死》（The Death of Woman Wang）利用方志等材料，研究了清初山東郯城一位已婚婦女王氏，與人私奔后因生活困難回歸家庭，被忍無可忍的丈夫掐死。因為資料上的困難，該書最后一章才提到本書主人公王氏，其他章節則重點描繪了郯城的生態與農民的艱苦生活。

從寫作風格來講，史景遷著述的另一大特點，就是他的很多著作主要是在“描述”，并不嘗試去尋找“規律”或者“結論”，他的著作語言文字生動，富有詩意和想象力。其中《康熙：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》（Emperor of China: Self-Portrait of K'ang-Hsi）頗具代表性。這本書創造性的以“第一人稱”進行敘事，試圖窺視一位帝王的內心世界：“他憑恃什么樣的心理素質來治理中國？他從周遭的世界學到什么教訓？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？什么事情能令他龍心嘉悅，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龍顏勃怒？身為滿族，他如何適應于漢人的知識和政治環境，又是如何受到西洋傳教士所夾帶西方科學與宗教思想的洗禮？”由此可見，史景遷的問題意識其實非常明顯，只不過因為寫作手法的原因，導致有些人可能會忽略他的思考。

史景遷的寫作實踐背后亦折射出史學發展的脈絡，他學術作品的兩大標簽：“敘事”和“以小見大”均是如此。自蘭克（Leopold von Ranke）系統提出“科學化歷史”以來，20世紀史學界逐漸發展出了三種“科學化歷史”，分別是馬克思的經濟解釋模式、法國的生態——人口學模式、美國的“計量經濟學”方法。隨著研究的發展，歷史學家們對感覺、情緒、行為模式、價值等問題的興趣逐漸增加，并且主張他們的研究成果應當被大眾所知曉。

有鑒于此，一部分“新史學家”開始回歸敘述模式，勒華拉杜里（Emmanuel Le Roy Ladurie）的《蒙塔尤》（Montaillou）、卡洛·金茲堡（Carlo Ginzburg）的《奶酪與蛆蟲》（The Cheese and the Worms）等一批“敘事性”名作陸續出版（史景遷與金茲堡有學術上的聯系），這被勞倫斯·斯通（Lawrence Stone）稱之為“敘事的復興”。同樣以敘事見長的李開元就認為，史景遷的“歷史敘事”與“敘事的復興”的潮流是一致的。

除此之外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，歷史學者逐漸將關注點從氣勢恢宏、高屋建瓴的宏觀書寫，轉向關注日常生活細節、普通民眾生活機制的“微觀史學”，也對史景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，《王氏之死》就是典型，王笛將此書列為“微觀史學”的代表作。

與這些“新史學家”類似，史景遷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具有足夠的吸引力，他主觀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論來書寫歷史，聲稱推動自己寫歷史的最大興趣在于激起讀者的興趣。

史景遷的歷史寫作較少使用理論，社會科學氣息并不多，他認為對理論的過度強調，恰恰是有局限的，在研究中應當謹慎地使用理論。史景遷的寫作雖然具有較強的“文學性”，但并不代表他寫的內容是原創的，其實他在寫作時，也會有意的分析史料。例如在《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》（Treason by the Book）一書中，史景遷對資料來源作了詳細的說明，在每章的注釋中，還對一些關鍵材料進行了辨析。

這種寫作手法使得他招致了一些非議。1992年，一位名叫布魯茲·瑪茲利士（Bruee Mazlish）的學者寫了篇《胡若望疑問的疑問》（The Question of Question of Hu），批判《胡若望的疑問》（The Question of Hu）是一本小說，而不是歷史著作，這本書只講了一個名為胡若望的瘋子的故事，卻沒有解釋他為什么瘋。以研究中國革命史見長的阿里夫·德里克（Arif Dirlik）則認為他做的歷史分析太過膚淺。汪榮祖也有類似的批評：“胡若望到法國變成了瘋子，一回到中國就好了，史景遷沒有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他的瘋癲，只是說表面故事而已”。

這些批評與“后現代主義”對史學的沖擊有關。以海登·懷特（Hayden White）為代表的歷史哲學家，強有力的質疑歷史書寫與歷史解釋之間的區分，在文史學界引發了討論。有史學家認為，懷特將歷史學等同于詩學和語言學，已經明顯越界，無法茍同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學術寫作具有明顯敘事烙印的史景遷，招來類似批評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雖然他的著作引發了爭議（筆者認為一位學人的論著有爭議未必是壞事，因為這代表了該人的著作有相當程度的討論度），但是史景遷依然憑借諸多成果，獲得了極高的聲譽。《追尋現代中國》（The Searching For Modern China）一書，從明清一直寫到近代中國，兼具宏大視野和歷史細節，長期作為美國大學的中國歷史教科書。史景遷任教于耶魯大學，在2004—2005年期間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，并獲得麥卡瑟基金會、美國國會圖書館、《洛杉磯時報》等機構頒發的各種榮譽及獎章，不僅在2001年被英國女王授予勛爵爵位，且在2010年被美國人文科學基金會授予“杰弗遜講席”（Jefferson Lecturer）這一美國人文科學最高榮譽。

在教學方面，史景遷也保持嚴謹的態度。任教于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旅美學者張泰蘇，回憶上史景遷本科課堂時說：“上他的課或讀其著作時，往往會感到時間流速放緩，外部世界的喧囂淡去，于是思維以格外澄澈的狀態投入到他所描述的歷史場景里”，在這里可以獲得對歷史的沉浸式體驗。

任教于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歷史系的旅美學者薛涌，則回憶了他上史景遷碩士課程的經歷，這門課主要是跟進最新的現代中國史研究，閱讀材料也基本是頂尖期刊剛發表的論文，整個課程要寫三篇讀書報告或論文，史景遷會細致的修改，并且與學生抽空交流意見。

史景遷這種重視敘事的研究風格，也影響了自己的弟子。例如以研究明清時期“軍事大分流”見長的歐陽泰（Tonio Andrade），也長于敘事，在回憶其學術生涯時，他自承受到史景遷《胡若望的疑惑》的影響。

史景遷于2021年底去世，引起各方悼念。我們或許可以用美國人文基金會給史景遷的悼詞，來總結他的中國研究：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誤解，顛覆了西方中心論的扭曲心態，客觀平實認識中國歷史文化。